大家 | 黄达：护送最后一批毕业生南下（上） | 忆旧纪年Ⅱ（二十八）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二十八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分校的培训过程是顺利的，关键是大的形势。比如，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政权并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在我进入解放区的194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那是很遥远的。当时国共和谈和政治协商的可能性已经极小，现实的前景是全面内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共产党必定胜利的信念，就是从理论论证角度也要花费极大的气力。即使建立了这样的信念，那也同时要树立长期、曲折、艰苦奋战的精神准备。三大战役的胜利和平津的解放，已经使人们可以触摸到这个目标，而当同学们在4月初到达正定分校不几天，也就是这个月的20日，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南京随即解放。5月中旬武汉三镇解放，5月下旬上海解放。随后，是向南、向东南、向大西南、向大西北的全面进军。这时，我们的讲授，我们的思想工作，虽然还是引导同学认识革命的必然方向和目标之必将达到，但如果说过去靠的是哲理的分析、逻辑的推导、历史经验的类比、国际风云的实证，而现在则是已经有活生生的现实为我们宣讲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作出了最为有力的实证。

记得当时同学们经常处于精神极其亢奋的状态，时时要求立即走向前 沿阵地，建功立业。我们则不得不经常劝说同学们安心学习，努力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充实自己的理论准备和提高自己的政策素养。

实际上，第一批来分校的同学，在6月初，也就是学习不到两个月，大部分即毕业分配。《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记载，其中1800名参军南下。随后，也不断向西南、西北等多方面输送毕业生。记得有一次让我带队欢送一批分配去大西北的同学出发。那时，从石家庄向南、向东、向西的方向已经部分路段通火车，但正定与石家庄之间隔着滹沱河，滹沱河的铁路桥尚未修复，还没有通车。我们欢送，就是送到滹沱河的北岸，目送同学乘船渡到南岸，去石家庄。去欢送的干部大约有十几个人，还有几十个没有毕业的学生。当每一条摆渡船离岸，我们都高呼口号，如“到西北去，作人民的老黄牛”等等，嗓子都喊哑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到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一线出差，都碰到过当年华北大学支援大西北的学生，他们已经在这一带扎根三四十年。去大西北的有多批，也碰到过我欢送的那一批里的同学，有人还能回忆起渡过滹沱河的情景。但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我，我也记不起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在送这批同学回来的路上，张福山同志挺诡秘地问我：你知道同学怎么叫你？他说，他在队伍后面跟一些同学走在一起。有的同学问，前面带队的是谁？有人回答，是“这就是说”！原来，有一次正定分校主任李新同志到区队作学习的阶段小结报告，我被临时派去主持会场。事先没有准备，于是主持会的几句开场白，自己也知道说得语无伦次，十分狼狈。不过也记不得其间重复说了多少次“这就是说”，以致在同学中间有了这样的绰号。一生多次“走麦城”，这也是其中总也忘不掉的一次。也许是忘不掉自己的狼狈，以至对李新同志的那次讲演印象特别深刻。只是到今天，似乎只剩下“生动”“深刻”的笼统记忆。具体的只能回忆起一点，好像是讲到哲学问题，他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语调说：流传有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主大富大贵的说法，那全然是胡说，人怎么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两耳垂肩是猪，双手过膝是猴子！同学们听了会心地哄堂大笑。讲者与听者，上下心灵沟通的场景，在那时是经常出现的。这总能提振人们的乐观心态和保持大家求知进取的氛围。

好像瞬息之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大典。分校收听了无线电广播电台的播音。这时的无线电广播已经相当正常，电子管接收器也已经不是稀罕的物件。只是电子管接收器有微波炉大小，而且台数有限，还是要“集体”收听。但在半年前刚到分校时，只有分校校部有接收广播新闻的手段，分校收听后，再向各区队、各队传达。能够集体收听广播，又是大大的变化。后来听说，建国大典时，在北京，华北大学的师生方队就安排在天安门对面。分校的人们都觉得非常遗憾，要是在北京，也能在天安门的对面亲眼目睹这千载难逢的盛况。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月里，没有了新生入校的信息，大家直觉地感到分校快要结束了。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之际，分校整体直接进入了毕业分配的准备工作阶段。是整体的分配计划 ：小部分毕业生分配到北京、天津、华北地区，其余则分别由西北、中南等大区接收。

在预定的几天里，各路接收单位的人员如期到校，分别带走应由他们接收的毕业生。只有中南局接收毕业生的人员没有按时前来。这部分毕业生大约有三四百人，分属不同区队的不同的队。当时，几乎所有的队都有分配到中南的毕业生，极为分散。而接收人员到校的时间不定，于是只好集中起来，临时组成几个队。分校指定由我负责，并指定几位干部做我的助手。其中我最熟悉的、也是唯一能记起名字的是张福山同志。除去我们这几个人外，区队和队上的同志则彻底解放，学习、总结，等待分校结束。

过了些天，中南地区接收毕业生的人员才姗姗来迟。我想，他们接走同学之后，我也可以像其他同志一样，彻底轻松下来。谁知来人以管理学生没有经验为由，强烈要求学校派人护送到武汉中南局，并在中南局完成交接手续。要是他们与其他各路接毕业生的人员同时到校，学校完全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要求。但是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批毕业生，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同学的焦躁情绪在增长，不宜扯皮。于是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派我率领一个小组护送。可以立即放松的愿望破灭了，但更担心的是，我即将离开学校独立面对这样爱挑剔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路接毕业生的，由三人组成。大队长一人，是一位女同志，高挑、微胖，性格爽朗，她只管具体指挥队伍，不是主事的。副政委一人，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矮矮的身材，也还健壮，皱褶重重的脸，则直接说出久经战争磨难的经历。他身边配备有三个人，估计一位是警卫员，一位是通讯员，另外一位是什么不清楚，我们则笼统地都以警卫员称呼。我们学校的这几个人观察，副政委不管事，也不像想多管事的。管事的是政委，姓李，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南方人，也是矮矮的身材，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出身，透着精明干练的劲头。

学校护送同学的，除我和张福山外，还有几位队的干部，已经记不起是谁了；有一位医务室的同志，姓葛，有一位后勤系统的干部，姓杨。

那时，铁路在加快修复，同学南下，已经可以利用铁路交通工具。但是其一，还没有客车，更不要说卧铺之类，而是铁皮闷罐货车。这种闷罐车，在《铁道游击队》的电影里可以看到。车内铺上稻草，大家都有自己的被子，睡觉不成问题。一个闷罐货车平均可安排三四十人，我们这一队人马占了十多辆车皮，在铁路线上，首尾相望可能近百米。为了便于管理，按车皮组成临时小队。接毕业生的政委、副政委、三个警卫员和我占半截闷罐车，既是睡觉休息的地方，也是指挥、开会的地方。我们送毕业生的其他同志，分别在其他闷罐车里与同学同住。女同学单独安排闷罐车，接毕业生的女大队长和女同学同住。其二，说是已经可以走铁路，不过从正定到中南局所在地汉口之间的平汉线并未全线修通，而只是说通过绕行有可能到达。实际过程也是这样：比如从正定、石家庄往南走一段，前面不通了，把我们这列闷罐车就甩在站边的岔路上，也许等半天、一天，说可以绕行，火车头来了，挂上我们这列车皮或向东或向西绕上一段，再回到可以往南通行的平汉线上。如此走走停停，绕来绕去，记不清经过十天还是半月，才到汉口。

正是这样走走停停极其缓慢的节奏，也为住闷罐车的生活安排提供了条件。闷罐车没有卫生设备，仅能放一个尿桶，大便必须下车。大一点的站有厕所，小站的岔道外就是田野，是天然的厕所。吃饭，铁路是不管的。不能自带锅灶，那只能发挥各个小队的创造性，分别找附近村镇的饭铺、人家设法弄到本小队的饭食。这都需要时间。好在时间充裕，不用担心。

至于如何指挥这支队伍活动，如起床、熄灯、集合、解散，大家一致的意见，在火车停靠时人员总是极其分散的情况下，只有用军号，才能使 大家都能够听到指挥的号令。同学里很快找出了会吹军号的，也记不起是怎么很快地找到了军号。正是靠着军号，保证没有掉队的事情发生。

由于我的起居与政委、副政委在一起，所以一路上也享受了副政委那三位警卫员的照顾。过去，从新闻报道、小说以及电影等诸多方面，觉得军队里首长与警卫员之间生死与共的关系特别感人。这一路更有了直接的体验。在行车中间临时停站，如赶上饭口，三位警卫员会立即跑下车，就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不久也会捧回热饭热汤；早晨，警卫员总会搞来些热水，让我们漱洗；看到副政委困倦了，他们会立即铺好被褥，照顾他睡觉；在副政委空闲的时候，他们就会掏出扑克牌跟他围坐在一起打牌，而且打得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给我的感觉，这里有的是清纯、诚挚、出自内心的关怀，是远远高于亲情关系的关系。可惜，自己没有过过军旅生活，难以有更深刻的体会。

到达汉口，毕业生很快安顿下来。但与中共中南局的交接迟迟没能进行，原因推说是等待中南局的领导安排时间。其间，接收小组召开了一次支部会，支部成员就是政委、副政委、大队长和三位警卫员，也约请我参加。说是党员生活会，估计也没有多少事情可说。没想作为支部书记的政委，长篇发言，内容竟然是批评副政委争权。我觉得这样的会无法坐下去，中途退出。与学校的同志交换意见，大家看到的是副政委基本不管事，也不争着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说争权，政委的心胸那就太狭隘了。由此，大家不免担心，在接收毕业生方面恐怕会生出事端。

由于迟迟不能交接，倒是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武昌中原大学。1948年秋，华北大学有十几位同志南下参与创办中原大学。这时，中原大学已进入武昌好几个月。可能是中南局同志的帮助，才联系上中原大学里的华北大学老同志。那天，我一个人早早到汉口江边，坐轮渡到武昌，中午前赶到中原大学。见到的同志里，现在能够想起名字的只有高原和陈铁两位，彼此之间有交流不尽的感觉。下午他们送我到距离黄鹤楼不远的江边。黄鹤楼早已坍塌，也无暇凭吊遗址。轮渡已经停了，我乘坐的是只能摆渡几个人的小船。船离开码头已近傍晚，来到江的中央，在颠簸的小船上已经看不到两岸，只觉水天相接无涯无际，夕阳照在江面上，金星满目，随波闪烁，不可凝视。好像刹那之间自己认识了长江，懂得了长江，全身心地感悟着长江。毕业生交接的压力，一时之间全然忘却了。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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